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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免谈陈寅恪:六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