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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我在出生后不久即领受洗礼,洗名为方济各。
七岁那年,我开始在神父的指导下诵读圣经,并在次年“开神工”办了告解圣事,而且在神父那里领取了一张圣方济各图片作为纪念。
因为教会刚刚复兴,神父做弥撒缺少助手,我也开始学习辅祭,在神父送圣体时帮拿托盘,或在弥撒过程中摇铃,这个工作没坚持下来,倒是赢得了一片早慧的名声。
儿童的信仰大多是虔诚而模糊的,一纸圣象,一句经文,就能把自己的心引到一个遥远而神圣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争吵,没的斥骂,没有冷落,也没有嘲笑,可爱的圣婴手拿橄榄枝,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微笑着,仿佛正在告诉人们:“天国,是孩童的天国”
圣经的语言是简洁而有力的,随便一段话,都能感觉到一种威严悲壮的力量。读圣经倒比看那些半文言的祈祷经文有趣多了,小时候并不能懂得其中深奥的道理,只是其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们,教义一知半解,却能把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所行的奇迹,及他的十二门徒的名字如数家珍的背出来。
平时做的早晚功课,并不是圣经,而是像圣教日课、圣教祷文等专供祈祷的文段集子。念经并不是唱,只是出于集体诵祷的需要,念的更抑扬顿挫些罢了,那时候唱圣诗一般只在神父来了做弥撒时才有。
弥撒我愿意参加,因为那种庄严会把我的心灵洁净,又因为并不经常有神父来,每一次参加弥撒权当作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了。早晚课就不同,天天要做,而且是在一个夜晚的两端,就难免瞌睡与疲惫。每一次都是被父母叫着喊着,极不情愿的参加,挺直腰板跪着太累,就半坐下来,悄悄地把屁股压在脚上。因为念经时偷懒,违背了梅瑟十诫的第一条――钦崇天主在万有之上,所以每次告解都把这条罪向神父忏悔,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天主教对信徒的要求很严,而且礼仪繁杂,教会内日常事务的管理也相当严谨,与其他一些宗教相对松散的组织和相对简单的礼仪截然不同,这也是天主教在中国,比其他宗教传播更缓慢的原因之一。
我小时候是文革后政府重申信仰自由政策的初步落实年月,经过多年磨难,教会内百废待兴,各地区教友热情高涨,也因为中国教友人数尚少,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更能发挥团结与爱的精神,无论天南海北,无论相识与否,为了共同的信仰,人们都能以诚相待,倾心相助。可以感觉到,那时的教会内充满了一种令人向往的爱的光辉。
在十五岁到县城上高中之前,我绝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是在这种宗教环境里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