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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警长
可以说，无论将他放在哪里，在人们眼里，他都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
这话虽然有些罪过，但事实确又如此。
在县城临街的一条巷道里，他有一间一楼一底的红砖房，但他却被他们赶出来了，而他们不是别人，他们是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尚未懂事的孙子。于是他只好到一些工地上去捡来废砖头，傍着那一楼一底搭了个仅能容身的窝。
窝很小，就像乡下人家的烂猪圈，里面堆满了他辛苦捡来的垃圾。他吃在破烂边上，睡在破烂堆里，他不需要床，床对他来说纯属多余。可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捡破烂睡破烂吃破烂的人，人家倒在垃圾桶里的现饭现菜，只要被他碰上了，一定是如获至宝，悉数捡来，拿回窝里热了吃，他的炉灶是三颗大小差不多的石头，锅是别人扔出来的破锅，燃料是他当垃圾捡来的各种废旧轮胎，所以，不仅他窝的四处结满了轮胎燃烧后产生的黑色颗粒，就连他的饭里，他的头发里，他的皮肤里，甚至他的叹息里，他的永远充满一片灰色的梦里，都一无例外地充满了那些粉状的黑色颗粒。所以，有一段时间，当他穿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烂制服，腰间拴一根也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旧皮带，戴着一顶又破又脏的大盖帽时，我听见他周围的那些孩子们叫他黑猫警长。
我无奈地惊异第一个发现并喊出这一称呼的孩子，因为对于他，这称呼确实是维妙维肖。
一次吃不完的现饭现菜，黑猫警长会将它们放在一张当作垃圾捡来的旧报纸上，然后拿到太阳底下去晒，晒干后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场天，他会将捡来的他认为还有些用处的东西拿到街口，放在一块破烂的塑料布上摆着，有旧铁丝、断锯皮、旧活塞、烂铁锤、旧电筒等等很多说不出来的破玩意儿，城里人见了他自然远远的绕着开走了，但乡下人就不同，许多乡下人会走拢去，蹲下来慢慢地看着那些破玩意儿，若有用得着的，就拿起来跟他讨价还价，几句话下来就成交了，然后乡下人就将自己切得精细的土烟丝拿出来，和他一起用纸慢慢的圈一支大炮筒，抽了一会后才慢慢的起身离去。这时，黑猫警长会很大方地对着乡下人渐行渐远的背影说：“再看看还有什么用得着的，尽管拿去，不要钱！”
在旁人看来，黑猫警长的生活根本不能算是生活，但我发现，黑猫警长从来都是一个很看得起自己的人，他从不自轻自贱，该吃则吃，该睡则睡，该劳作的时候劳作。按捡破烂人的生活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为自己的生活叹息过，相反，在很多晴朗的夏夜里，他会提起他那把心爱的二胡，一个人坐在屋外的石头上，一边唱着，一边拉着，让寂静的小巷生动起来。那悠悠的二胡声就像那沁凉的月夜一样，直叫人想起不断地想起人世的沧桑！我从来都听不出他在拉唱些什么，但看他那摇头晃脑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乐在其中了。我想，一个懂得用歌声琴声点缀自己生活的人，不管他呈现给人们的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他的内心一定是异常温暖的。
虽然那是一条僻静的街巷，但再往前一点就是老干区了，那里居住着很多南下的老干部，后来也有一些局长县长书记之类的人物住到那里了，来来往往的日子里，黑猫警长一点也没有碍着他们，由此我想，黑猫警长还是一个十分安静的人，他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的生活去打扰过谁，听说他曾是县联社属下一个砖瓦厂的工人。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城市低保这一说，等到有的时候，他却死了。
是他的儿子埋藏他的。但我就是想不明白，生前，他儿子为什么和他没有半点往来呢？
王老黑
在这个仅有五六万人口的小县城里，王老黑算得上个人物，她的名字绝对比一个局长的响亮多了。
但近半年来却再没有听到人们说起她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跑哪里去了。
她失踪了。
她又跑北京告御状去了。
她可能死了
简直是说什么的都有。
而她，此时正在县医院一间带有空调的病房里赖着。是的，是赖着，而不是躺着。这更符合实际，因为她是一个谁惹不起的人物。
她经历了这个小县城里的四任县长，可以每一任都拿她十分无奈。她能说会道，歪理一堆，会哭会闹，人见人愁，鬼见鬼恼。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刚从乡下的一所中学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做秘书。一天我正上班，她一声不响地进来了，一个其貌不扬的40出头的妇女，既不像城里人，也不像乡下人。我问她找谁？有什么事？她十分睥睨地扫我一眼，说，我找你们县长，至于什么事，你不必知道，然后仿佛我不存在一般转身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她接触。
后来科长他们告诉我，她那样对你算是客气的了。你以后最好离她远点，见了她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
我于是知道，有一次她到办公室里来找县长，没有找着，就将手上的一只提篮随手放在秘书科的椅子上出去了，直到大家要下班了她都不来拿走，于是大家只好将她的提篮拿到走廊上去，但提起来时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什么物件，而是一个婴儿，再一看，那婴儿已不知什么时候死了。
这是她惯常的伎俩。她没有结过婚，自己的生活也尚处于泥菩萨过河的状态，但却喜欢将那些弃婴捡起来哺养，大多是养着养着就让她给养死了，而且是什么时候死的她也不知道，直到发现孩子周身冰凉并且僵硬了，她才拿去交给县城里专门给人家收尸的什么老么帮助处理。
但也有两个被她养活下来了，有一个至今已经上了初一，虽然那学费一直就是国家给她开的。为什么不让国家给开呢，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呀，王老黑说。因此无论遇到什么节日，她就将孩子领到民政、妇联等单位，让人家给她们礼物，她的理由是，孩子是国家的，得由国家给担待着。有一年的大年夜，她居然将孩子领到一个副县长家里去，害得人家整个年过得了无生气。
其实，王老黑原来并不是这样一个人见人愁鬼见鬼恼的人。听说她年轻时做过民办老师，后来又是这个县城里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做布匹生意发起来的人，当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奔忙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万元户了。而且美丽的爱情也在这时朝她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听说小伙子是她从一本杂志的征婚栏上认识的，鸿雁传书一段时间后，对方便从省外过来和她一起打拚了，但不知怎么搞的，不久，心爱的恋人就将她所有的积蓄打拚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彻底从她的视野消失了。俗话说，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自从不明不白地被爱情忽悠之后，她便一蹶不振，开始走背运了。紧接着，她临街的祖屋又被征用来搞房地产开发，虽然县里另外给她划了一块地，但她却无力在那上面盖房了。从此，她开始居无定所，同时也开始了她漫长的上访之路，渐渐地，人们发现她不知何时变成一个半梦半醒、半疯半傻的人了。
前些年，她不知哪来的钱，在县城一所小学旁边县里划给她的那块地盘上建起了一间四层平房，那房还没有建好大家就知道那是一幢危房，很快，城建部门就让她停建，并且要强行撤除。这下问题又出来了，她很快州里省里一级一级地上访，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北京就下通知来让独山赶快进京领人，这下大家才知道王老黑果然能耐，一个人跑京城告御状去了。县里只好派干部进京将她给接了回来，等她回来时，她那幢还未竣工的危房已经不翼而飞了。后来到底怎么理落，她又为什么跑医院里赖着不出来，好多人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追根溯源，大家都认为，如果没有那次莫明其妙刻骨铭心的恋爱，王老黑可能是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其实，好多人都很同情她的，但由于她的极端偏执，听不进理儿，所以，渐渐地，好多人都对她失去耐心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王老黑会不会就这样在医院里赖一辈子呢？毕竟她还没有那么老，而且听说她身体很好，再说，她领养的那俩孩子也渐渐的长大了。但猜测归猜测，谁也不清楚她接下来会有些什么行动，因为她毕竟是王老黑，小城里响当当的人物。
乐观的小个子老王
那天早晨，我从阳光里穿过那条已经走了好多次的巷道，到印刷厂去看校样。9点来钟的样子，孩子们早上学去了，上班的大人们也早已经上班去了，长长的巷道里只有我一个人，好宁静的巷道啊。
我就是在那个宁静的早晨，在我快要走出那条宁静的巷道时突然看到他的。在这之前，我虽然认识他，但却并不知道他就住在这条僻静的巷道里。当时我正静静的走着，很突然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从巷道边上一扇低矮陈旧的木门里跳出来，之所以说是跳，实在是因为他的身手太敏捷了。跳出木门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向巷口跑去了。他的背影告诉我，这就是小个子老王！
还没有来得及想他为什么会这样狼狈，就看到一个个头比老王略高的女人也从那木门里闪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截破竹杆，一边高声骂着，一边做出要打击老王的样子，虽然老王早已经逃得没有踪影了。
听她对老王的谩骂，我才知道她是老王的妻子。她看他跑得没影了，就冲着空荡荡的巷口吼，有种的你给我跑远点，跑远后就别再回来了！
从此，我知道了这条巷道里那间最破烂的低矮木板房就是老王的家。每次经过那里，我都看见老王的女人在缝纫机上专心致致地工作。老王告诉我，她妻子的工作就是从别人那里将活计领来，计件替别人加工衣服。虽然收入微薄，但却能坚持不懈地以此支撑这个贫困的家，默默地凭自己的双手将他们唯一的儿子送进学校。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的家在这个逐渐繁华起来的县城里，在街巷周围不断升高的楼群中早已显得风雨飘摇，破烂不堪，但她却从来没有要嫌弃它的念头。于是我想，她是有资格谩骂老王的。
老王仍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样四外瞎逛，很有些游手好闲的样子，我一点也不明白他已经这么一把年纪的人了，为什么就不正正经经地找些事情做。
说了半天，我想我得告诉你老王长的什么样子了。他1米4左右的个头，身材单薄而又瘦小，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听说他曾下乡当过知青，但谁也想像不出他这么一小人儿当时能在广阔的天地里做些什么。返城后，他被安排在一个服务部门做锅炉工兼洗衣工什么的，但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不久他就下岗了，虽然后来不断有单位招工，但却没一个单位看上他，于是，他就到澡堂里给人搓背，后来又卖过报纸，当然，后来的事就多了，打过官司，上过访，不断地在一些部门里窜来窜去，反复向一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但更多的是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跑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向我讨要一些旧报纸，见我有些犹豫，便主动提出他可以用一些东西跟我交换，于是，他用两个健身球换走了我的一本报纸合订本，又用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精装本圣经换走了我案头上的一本民法通则。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喜欢上摄影了，并将他近期的一些作品展示给我看，让我给他提一些意见，可惜他那些所谓的作品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倒不是因为那些作品是用那种一次性的相机拍出来的，而是，对于摄影，我和他一样，完全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尽管如此，他仍对摄影表现得十二分的痴迷。每天背着一个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大包，手里提着个半导体喇叭，在大街上或一些单位之间走来走去，忙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仿佛总也忙不完的活计。我不仅惊异他成天无所事事，心安理得的样子，更惊异他对什么都盲目乐观的勇气。曾有一段时间我怀疑他是不是大脑出了什么问题，但从他用圣经跟我交换民法通则这件事上，我发现他的脑子简直比我的还要正常。因为他仍然知道上帝帮不了他什么忙，一些法律知识对他可能更加有用。他个头虽然很小，但却中气十足，声音宏亮，而且喜欢热闹，县里有些什么活动，他多半必定到场，由此我又断定他是一个乐天派，无论生活多么压头多么沉重，对于他，一律等闲视之，因此，他总能乐观地越过生活给他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坎儿。他最让我佩服的举动是，他曾用他歪歪扭扭的鸡爪体给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写过一封信，虽然那封信后来又被逐级给退了回来，但那上边却多了很多字，并且盖了许多大印，于是，他反映了多年的低保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2006。5。17